作為河南除塵器設備生產廠家，鄭州樸華科技在專注于除塵器生產研發的同時，亦非常關注國內大氣污染治理情況和環保政策方向。近日，隨著冬日臨近，華北、黃淮等地出現輕至中度霾，河北中南部沿山的局部地區有重度霾……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環境保護的形勢也愈發迫切!這里，樸華科技就為大家轉載一篇中國古代人的環保理念和環保措施。雖然沒有除塵設備等，僅從其對違反環保行為的處罰方面也可看出，古代環保政策的嚴苛。其實，環保是中國古人一直很重視的問題，中國古人很早提出了“環保治國”理念，設立了“環保部”，還進行了“環保立法”。

古人如何重視環保?——不重視環保“不可以為天下王”

中國古人很早就意識到了人與環境的關系，可以說，世界上“環保治國”理念，便是由中國古人提出來的，這在中國先秦時候的史料上很容易查到。

在古代早期，保護環境被提到政治高度。戰國時期趙國著名思想家荀子，便提出了“環保治國”理念。《荀子》一書中第九篇《王制》， 專門談如何做國家領導人。里面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大概意思是，在草木開花結果的時候，不能砍伐山林，踐踏和破壞草木的生長。荀子便這種環保要求，稱為“圣王之制也”。

荀子雖然是趙國籍貫，但其成名卻在今天山東境內的齊國。荀子一生中曾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一職。“稷下學宮”是齊國一所地位與今北京大學相當的官辦高等學府，祭酒則相當于今首席教授。荀子能受到齊國的青睞，與齊國尊重知識分子，重視環保有直接關系。

比荀子早約四百年的齊國上卿(相當于今國務院總理)管仲便是位環保專家，在任時倡導環保治國，稱“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為天下王。”此話見于《管子·地數》，說得比荀子便直接——不搞好環保不配做國家領導人。

管仲在任時，根據秋夏秋冬四個季節的不同環保要求，提出了環保“四禁”概念。據《管子雜篇·七臣七主》所記，其中之“春禁”是：“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谷賦。”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春天不要殺伐，不開挖大丘陵，不焚燒大沼澤，不砍大樹，不開鑿大山，不放大火，不殺大臣，不征收谷賦。管仲這種環保觀，不只提出了環保問題，還考慮到了民生。這種治國理念相當科學，齊國能成為“春秋五霸”之首，與此不無關系。

古代有專門的環保機構嗎?——舜設世界上“環保部”虞

中國古人的“環保治國”理念，即便在今天也不過時。那么，古代有現代這樣專門的環保機構嗎?有的。從記載來看，世界上“環境保護部”，就誕生在中國。

古代管環保的部門，名稱自然不叫“環保部”。據清黃本驥編纂《歷代職官表》，中國古代早期的環保部叫“虞”，“虞”，既是機構名，又是官銜名，其很大一部分職能與今天的環保部相同，但所管理范圍更大，山、林、川、澤的保護與治理，都是“虞”的職責。

在上古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由于生存條件原始，人們對大自然更依賴。相應的，也更注意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堯帝覺得舜有治理天下的能力，便禪讓于舜，果然，舜大有作為。司馬遷《史記》開篇第一卷《五帝本紀》中，便記述了舜的事跡。

舜上位后進行了行政機構改革，根據當時的需要，分設九官。這九官，相當于現在中央的九個部委，分別有正、副長官22人，這些部門長官都是由各部落首領集體商討，公開推薦出來的。

舜所設九部委中就有環保部——“虞”。虞的編制不小，第一任虞官名叫伯益。關于伯益就任，還有段故事。當時舜時征求各部落首領意見，問誰能幫他掌管山林、川澤、草木、鳥獸，大家一致推薦了伯益。但伯益開始并不接受這個“環保部長”，希望把此職位讓給朱、虎、熊、羆等人。舜也干脆，當即表示讓他們和與伯益一起來負責“環保部”，伯益這才當了舜的“環保部部長”，朱、虎、熊、羆4人任“環保部副部長”。

《尚書·堯典》中也記錄了舜認命伯益做“環保部長”的事。國內有環保學者認為，舜所設的“虞”，是世界上較早的“環保部”，伯益是“環保部長”。

從史書記載和傳說來看，伯益是嬴姓史祖，治水專家大禹的得力助手，他發明了水井，保證人類飲用水源免受污染;同時還是動物保護權威，即《漢書·地理志》中所謂 “伯益知禽獸”。另傳，《山海經》也是伯益寫的。

舜設立“環保部”一事，雖然并未被現代考古發現所證實，但“虞”作為環保機構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卻是不爭的史實。

在周代，“環保部”編制更大，周與前面的夏、商兩代一樣，中央機構實行“大部制”，但“環保部”被進一步細化，有山虞、川衡、林衡、澤虞等四個平行部門，統統歸“地官司徒”領導。其中，山虞的地位高，美國學者埃克霍姆稱之是世界上較早的“山林局”。

秦漢時虞被“少府”替代，到三國之后，又恢復了“虞官”。唐、宋、明、清諸時期，朝廷均設有虞衡司，此司即“虞部”，屬于更大的中央部委工部的下級機構。

古人如何為環保立法?——秦《田律》規定“毋敢夜草為灰”

古代環保立法可以追溯到夏代大禹執政時期。《逸周書·大聚篇》記載，大禹在任時曾頒發了一條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綱罟，以成魚鱉之長。”即春季實行“山禁”，夏季實行“休漁”，這對保護環境，保證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均起到了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禁令本意雖非出于環保，而是考慮物產，但仍可以看作是中國較早的環保禁令。

到了周代，環保禁令的范圍變得更為寬泛了。公元前1050年前后，周文王在攻打崇國時曾出臺“伐崇令”：地面部隊進入崇國境內內，“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即要求部隊不得填埋水井，不得砍伐樹木，一句話，不得破壞崇國人民的生活環境和設施。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出現了真正意義的“環保條款”。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夢縣城關睡虎地11號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秦簡，其中一部分竹簡上記錄的是秦國的法律，后整理出了《秦律十八種》。“環保條款”記錄在其中的《田律》上，這部法律因此被看成是中國較早的“環保法”。

《田律》中，除了前代規定的春季不準亂砍亂伐外，還有多條環保規定。其中有兩條很新鮮，一是，規定不得堵塞河道，即所謂“雍堤水”;二是，不是夏季不準焚燒草木灰當肥料，即所謂“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特別是“毋敢夜草為灰”這一條，就今天來說，對保護大氣很有作用，可以避免大氣污染，減輕霧霾天氣。

《呂氏春秋》·士容論》中也提及了秦國這類“禁燒”規定，有“澤人不敢灰僇”一說，即不準在澤中割草燒灰。在同一時期的齊國，同樣有類似的不準隨意放火燒荒的規定，管仲“春禁”中的禁“倮大衍”、“行大火”，就是這意思。

后代相關環保法令中，便保留了“禁燒”條，對極容易污染大氣的焚燒行為作出種種限制。如《唐律·雜律》規定，“非時燒田野者”要被嚴懲。據《宋刑統》疏，所謂“非時”，是指每年陰歷2月1日以后至10月30日以前這段時間之外的時間。

在南北朝時，還出現了“禁燒”保護草原和地表植被的規定。《北齊書·文宣帝紀》記載，北齊天保九年(公元558年)春，當時的皇帝高洋便下了一道紅頭文件(詔)：“限仲冬一月燎原，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只能在規定的冬季一個月內燒荒，其它季節一律禁止。

古代如何處罰不環保行為?——周代“有不如令者，死無赦”

在古代如果出現不環保行為、違反環保法怎么辦?就規定本身來看，處罰比現代“環保法”上的條款厲害多了。

西周周文王的“伐崇令”，看來更為嚴厲了，規定“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遵從禁令，一律處死，且不得說情赦免。

“伐崇令”畢竟是戰時環保禁令，正常情況下又如何?也嚴厲，在齊國便是這樣。《管子·地數》中有這么一說：“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這比“伐崇令”，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種為保護環境而剁斷肢體的殘酷懲罰，其實在殷商時期已出現。《韓非子·內儲說》有這樣記載，“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即把灰燼這類生活垃圾倒在街道上，被發現后將被剁掉手。

在進入封建時代后，中國古人對破壞環保行為的處罰有所放松，但也不輕饒。如在唐、宋兩代，隨便燒荒者一旦被抓到，要被判處古代五刑中的笞刑——“笞五十”，即用鞭杖或竹板抽打屁股(臀)或背部50下;“伐毀樹木”的，則以偷盜罪論處。

社會發展到現代，當然我們要面對的環保問題更加繁復和具體，需要的約束條款和處罰措施也需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目前，很多環保行為變成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領域的道德倡導環節，真正需要環保立法解決的是大氣污染治理和車間粉塵處理等一系列工業生產行為的限制。隨著各種工業除塵器設備的研發，對大氣污染和車間粉塵排放有了較為明確的指標，使環保工作更加具有參照性和執行性。我們今天回顧古代環保理念，更多的是對人文方面的約束，與我們今天營建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也希望大家能夠通過古代環保行為的樸素理念，提高自身的環保意識，為現代社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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